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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说法｜江歌母亲诉刘鑫案将再开庭！泄露遗照，这种行为违法吗？******

　　文/赵斌

　　近日，江歌母亲江秋莲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说，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江歌遗体局部照片，让她这个失独的“白发人”再次备受煎熬。

　　死者遗体照片是谁发布的？这么做是否违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网上发布遗体照片是侮辱尸体吗？

　　2016年，留学日本的江歌在自己东京住所的门口，被好友刘鑫(现已改名刘暖曦)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年仅24岁。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江秋莲一直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她认为刘鑫是有责任的。2019年10月，江秋莲以生命权侵权为由对刘鑫提起诉讼，并索赔两百余万元。

　　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对江歌之母江秋莲起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决刘鑫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精神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随后刘鑫提出上诉，2022年2月16日，二审一次开庭；2022年11月22日，江母诉刘鑫案二审将第二次开庭。

　　据江秋莲说，她于11月9日发现亡女江歌遗体手部照片在网络流传，目的是分析伤痕，以求证明她向公众撒谎。已逝去6年的独生女遗体照片在网上肆意传播，作为母亲，她备受刺激和折磨。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照片被谁泄露，但江秋莲认为，这些照片源自案卷中内容，在两国法院庭审过程中都没有向公众公示过。她已就此事向警方报案。

　　刑事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肖怡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对于民事案件卷宗内容适用一般性保密规定，不像刑事案一样有严格的保密限制。民事案件的证据一般不是通过侦查机关侦破取得，由律师调查取得或者由当事人提供。但如果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以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也将会有刑事法律风险。

　　在网上发布遗体照片是否有对死者不敬、甚至侮辱的嫌疑？

　　肖怡认为，侮辱尸体、尸骨、骨灰罪，构成要件要求犯罪对象只能是尸体、尸骨、骨灰，不能扩大解释为尸体的照片，即使非法公布尸体照片也不构成此罪，如果将犯罪对象扩大解释到照片的程度将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如果未经允许公开或披露案卷中涉及的相关内容，造成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受到侵害的，涉嫌构成民事侵权，死者的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主张权利。

　　网暴究竟如何认定？

　　江秋莲说，除了这些照片，她还有证据证明刘暖曦一方操纵网络水军，对江歌和她进行污蔑、诽谤和攻击，各种网暴甚至连她的代理律师也不放过。

　　江秋莲也表示，她向网络平台投诉后，刘暖曦的相关账号已经被封禁或禁言，但还有相关疑似“水军”的账号依然存在，她正在一步步投诉中。

　　但是，作为一个可以表达观点的公共平台，网络上有人对某些事情观点不一致在所难免，未必一定就是“水军”。

　　对此江秋莲认为，有的“水军”一个人就有6个账号，难以相信这是普通网友。还有人为规避法律风险在攻击她时并不指名道姓，但评论区里却都知道说的是谁。她已就相关证据做了有效取证，认为可以指向有人组织、操纵“水军”对江歌和她以及代理律师实施网络暴力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发布推广虚假信息，操纵、利用“水军”的手段本身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果谣言给当事人造成损害，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另外一方面，平台也有义务识别、治理和打击“水军”。

　　就网络暴力而言，刘晓春认为，治理网络暴力是现在的一个新问题，因为评论和观点表达是正常的网络行为，评论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正常评论与网络暴力之间的边界目前还难以形成清晰界定标准。目前监管机关和平台都在探索以预防为主要目标的创新手段，并且已经产生较为明显的积极效果。

　　网络暴力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可能触碰犯罪红线？有没有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

　　肖怡认为，侮辱罪和诽谤罪是两个不同的罪名。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侮辱行为必须公然进行，即在第三者或众人在场的情况下，或者能够使第三人或其他不特定的人听到、看到的方式进行侮辱；诽谤罪的构成则强调故意捏造事实并散布，情节严重的行为。所以，如果故意发布不属实、虚构的信息，更符合诽谤罪。司法解释认为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的，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如果是有组织地去“诽谤”，可以适用“共犯”理论，根据实际参与行为的分工，无论是实行、帮助，还是教唆都可能面临承担相应的刑事风险。诽谤罪属于亲告罪，一般情况下是自诉，也就是需要被害人去法院起诉。对于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被害人提供证据困难的，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提供协助。

　　国是直通车就江秋莲等提出的一些疑问，与以刘暖曦名义向国是君发送过民事上诉状等文件的微信账号联系核实，未获任何回应；与刘暖曦代理律师联系，回应称“作为代理律师，什么都不能回应”。

做好政法网络舆情工作的十大创新思路******

　　寄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各类社会思潮、现实矛盾、群体情绪汇聚网络空间交互影响，网络舆论场愈加复杂多变，依法妥善处理网络舆情、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与挑战，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地政法机关的本职要求。因此，不论是信息公开，还是热点回应，或是政策发布，最终目的是弥合分歧、减少误读、促成共识、增进公信，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场，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增强能力水平，提升舆论认可度和满意度。

　　1 合法性原则需摆在首位

　　随着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舆情处置的法治思维显得更加基本且必要。“依法办理”这一舆情处置关键之道所要求的“规范执法、依法处置”是影响舆情走势最重要的因素。政法机关唯有在依法处置的前提下，在发布内容、时间、节奏等技巧之“术”上采取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措施，方能确保舆情态势能快速走出困境。“依法办理”既是舆情处置的关键之道，也是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政法机关不能做好依法办理这个“最先一步”，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这些技巧之术将成为“无本之木”。

　　2强化舆论阵地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大量的网络热点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较量。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负面思潮的叙事逻辑从宏观转向微观，常常聚焦公众的日常生活，通过采取煽情的路径触发舆论共情心理，导致一些偶发的热点个案被上升到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层面。因此，舆情应对不仅成为舆论引导重要手段，更应成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前沿阵地。政法机关需要强化意识形态敏感性，依法依规处理好网络舆情，及时消除个案被舆论场赋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3树立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

　　随着热点事件的复杂性增加及周期延长，跨系统舆情的连续多年呈现上升趋势，舆情处置工作不再限于某一家政法机关，甚至不限于某一地政法系统。从舆情发酵过程也能看出，舆情治理不止于一家单位、一个地区的责任，执法司法权威与公信力覆盖整个政法系统，一旦某地舆情回应不力，舆论负面情绪会波及并延伸至相关体系内部。换句话说，所有公权力部门都可能面对“塔西佗”陷阱，这就要求舆情处置部门也要树立“共同体”意识。正如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全国各地政法机关需要树立全局意识和协作精神，共同应对舆论压力，共同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

　　4认清舆论场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在舆情工作中，无论是负面舆情处置还是正面宣传工作，风险意识一直是政法机关强调的要点，需要充分了解相关工作潜在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具靶向地采取措施，推动工作呈现实效。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研判相关风险时，不仅要知其然，提高防范意识，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当前舆论环境充分的了解，进而做出精准的风险预判及研判。只有看清热点事件背后所附着的社会思潮、舆论风向、议题“靶点”，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舆情发酵阶段做出精准研判，在舆论引导阶段明晰重心所在。例如，近年来接连出现多起与“女权”相关案件，其中四川女子“拉姆”遇害案、成都女子饭馆劝烟被泼水等事件均引发极端女权的罔顾事实的“狂欢”。对于这类带有明显议题特征案件，政法机关就不能以普通案件对待，需要及时预判舆论炒作点和舆情敏感点，增加回应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预判性，以免被炒作势力钻空子、揪辫子。

　　5适应新媒体时代工作需求

　　当下我们正处在短视频时代，网络热点舆情事件通过短视频的传播增加了发酵速度与烈度，“发酵快而急”“小事闹大闹炸”的趋向十分明显。而一旦舆情发酵，涉事政法机关面对全网舆论的关注压力，常常会出现回应处置不及时而被网民追打的局面。因此面对舆情急速发酵的情况，如果政法机关还按照往常思路，层层上报等审批，网络舆情已经升级恶化，很容易错过了回应舆情的最佳时机。对此，政法机关需要形成适应网络时代的舆情工作思维，在发现、上报、研判、处置、引导等各个环节建立常态化方案，在突发舆情出现后能够从容不迫，不落后甚至能够跑赢网络舆情的发酵速度。此外，在工作方法上，政法机关也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不断提高舆情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重视舆情溯源和关键节点追踪，找到舆情推手和背后力量，在应对舆情时更加从容。

　　6重视情绪管理与疏导

　　后真相时代，感性主导理性，情绪先于事实。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不良情绪的富集，负面舆情的爆发很多时候是由负面情绪点燃的，舆情最终能够平息也多是因为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对此，政法机关一方面，在舆情风险研判时需要考虑社会情绪的影响，以免踩中“雷区”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在舆情回应处置过程中，同情当事人的不幸遭遇，关照事件背后的公众情绪，能够有效引导舆论理性表达。例如，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新街口发生一起男子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的事件，其中有市民见义勇为被刺伤引发网民关注，在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公安对见义勇为人士表达敬意，表态要加强排查整治、严打违法犯罪行为，相关部门专门介绍了“胖哥”救治情况。一系列表态及做法既回应了公众“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情感，也满足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盼。相反，缺乏情感关怀的通报案例也不少，类似“领导高度重视”“受害者情绪稳定”“情况不便透露”常常招来嘲讽批评，删帖、封口更是堵住人们释放情绪的渠道，必然适得其反。

　　7不回避舆情、不盲从舆论

　　舆情并不都是真实的民意，被流量操弄的伪舆情和假民意，具有迷惑性，虚高热度容易令政法机关手忙脚乱，一不小心就被舆情带偏，脱离依法依规处理的原则和底线，反而使自身负面缠身。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网络舆情处置中出现“按闹分配”“不上热搜不解决”等不良倾向，变相鼓励了网络水军和自媒体制造舆情倒逼官方处置的现象，其中的反转舆情不仅滋生网络暴力加剧舆论场失序风险，还消耗政法机关的精力与公信力。因此，政法机关对于热点事件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兼顾法理情的有机统一，确保处置工作经得起舆论检验和时间检验。

　　8建立舆情风险研判会商机制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成为公众对现实社会情感和态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政法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分支，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而备受社会舆论的重视。在舆论看来，政法工作代表着公平正义，由此引发的舆情能否有效处置也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法机关在出现涉政法舆情后，其应对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提升。但要看到的是，政法机关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涉政法舆情时，仍将重点放在“应对”二字上，缺乏对舆情本身生成发酵的原因深入分析，在回应、引导和处置层面无法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也就导致出现回应缺乏重点，引导方向出现偏离等情况，使得舆情并未因“应对”而平息。因此，政法机关在处置涉政法舆情时，需将重心放在如何做好回应、引导工作上，而非简单停留于“应对”层面。

　　9强化有效信息供应原则

　　突发事件发酵速度快、信息量集中、话题扩散频繁，在信息真假不明、传言流行的时候，公众最希望看到来自官方的声音和态度。可以说，舆情工作的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信息供给到位不到位。如果官方信息供给不透明、发布不及时，网民根据舆论场现有信息的误导或自身想象，很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挑战。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发声权的全面下沉令更多人具有“发布者”的能力，足以影响整个舆论场的信息供给格局。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法机关作为处置主体，需要坚持高效率、高质量、动态化的信息供给方式，尽力放大己方的声量与覆盖面，压缩“竞争者”的影响力。此外，在处理热点事件的衍生舆情或二次舆情，由于此前的舆论势能积蓄，舆情再度喷发时的烈度与广度可能更胜以前，更需要处置部门准确掌握公众情绪、精准回应舆论关切，以稳定、有效、及时的信息供给稳定社会情绪，进而进行舆论引导。

　　10坚持舆情工作闭环思维

　　闭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有效的舆情管理，形成一个连续、封闭的处置回路，确保舆情处置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效衔接。当前，政法机关对于舆情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组织了专业力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为防范敏感信息发酵成热点事件发挥出重大作用。但是，目前在实践中，各地相关部门仍有“重开头轻后续”的处置倾向，即舆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现舆情苗头之后，基本都能比较迅速地介入并作出回应，能够从程序上完成政务公开的基本“规定动作”。但是首次回应之后，后续处置往往不太理想。一旦舆论关注度降低，网民被其他事件吸引而不做关注，那么涉事部门很容易转而放任舆情“敞口”，导致风险持续存在。因此，良好的舆情处置工作应当建立健全的闭环舆情机制，做到从预警发现到处置善后的全环节覆盖。具体而言，就是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政法机关需要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动态，加强舆论场信息和网情民意的收集，对公众的关注焦点和诉求出现的新变化保持敏锐的感知度，并及时作出审时度势的处置和反馈，以实情工作促使舆情降温。

　　（作者：法治网舆情中心 编辑：彭晓月 刘思源）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