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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东方文化如何走向自信？******

　　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商贸人文的纽带，古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有着重要启示。

　　如今，大国博弈、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亚欧大陆，这片承载着人类重要文明记忆的土地，被视作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竞合的中心。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与伊朗艺术研究院助理教授、东方部主任纳思霖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交流。它启示当今世界：文明需要开放互鉴，而非封闭脱钩；需要平等尊重，而非唯我独尊。当前，美国等国家在亚欧地缘政治上频繁“埋雷”“添堵”，阻碍亚欧互联互通的战略意图明显，其背后则是狭隘的“文明优越论”作祟。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丝路见证不同阶段的文明互鉴

　　中新社记者：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非的文明之路。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为何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如此重要？

　　邢广程：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括叫“凿空”——就是丝绸之路从欧洲到亚洲，几乎实现了全线贯通。现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就是说明到了21世纪，人类依然需要在欧亚非大陆进一步实现互联互通，这是全球化的需要，也是人类在不同阶段所进行的文明交流互鉴探索。

　　纳思霖：现在我们把丝绸之路视为文明交往之路，就是鉴于自古以来这条路上基于贸易而展开的丰富人文交流。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和伊朗有悠久的文明交往史，比如，人们常听到一个说法，一个伊朗国王把狮子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狮子，波斯语叫Sheir，来中国之后称作“狮”。可以说，中国狮舞也是中伊文明友谊之舞。

　　但是，现在伊朗年轻人对古丝路文化知之甚少，提到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只会想到中餐、武术、商业等。因此，我们也需要教导这些对东方文化，对中伊两国的宗教、语言感兴趣的大学新生，要让现在的两国年轻人相互了解。

　　中新社记者：纳思霖长期从事丝路文化研究，最近出版了新书《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这些研究对于当下的文明互鉴有何意义？

　　纳思霖：为了以最佳方式来展示历史上中伊文明之间的艺术交流史，我在中国做了四五年研究。在这本配有插图的书中，我们介绍了在中国元朝时期，伊朗绘画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影响，并展示了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友谊。因此，我希望这有助于帮助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伊两大文明的艺术感兴趣的人们加深对两大文明间的友谊的理解。

　　中新社记者：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两大重要文明，中国和伊朗有2000多年的文明交往史，这种交往有哪些现实启示？

　　冀开运：中伊两大文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古代，两大文明都曾影响周边国家；到了近代，都曾深受列强侮辱压迫；而现当代，两大文明都在谋求民族复兴，探求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友好交往启示我们，其一，要对自己的文明有高度自觉自尊；其二，任何文明都有长处，应包容互鉴；其三，每个文明都有长期生存的理由。中伊是2500年来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典范，历史让我们懂得，平等开放、互学互惠的前提下，世界文明才会结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成果，这就是中伊文明交往对今天全球化、文明互鉴最深刻的启示。

　　资料图：丝绸之路上的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中新社发 杨艳敏摄

　　从“仰视”到“平视”，

　　是东方文化自信回归

　　中新社记者：我们以往经常说“崇洋”，但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喜欢“国潮”“华流”，从东西文化吸引力的变化，能看出哪些历史逻辑？

　　邢广程：我年轻的时候，还能听到很多老年人将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洋”字代表了一种我们说不出的洋气感，其实就是文化吸引力。之前我们是仰视西方，现在不再仰视，而是平视，对西方的认识更客观，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和我们平等交流的文明载体来看待，东西文化吸引力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的。

　　这种心态的变化，最主要的支撑就是中国崛起。我们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尝到了文明互鉴的甜头，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同时，文化自信的程度越高，我们就越能感到有理由也有义务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中新社记者：伊朗年轻一代有没有对于本民族文化或者东方文化的“自信回归”？

　　纳思霖：我非常认同邢教授的观点，我们强调保护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明，但这不意味着封闭，我们要与其他文明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密切交往。

　　近十年，越来越多伊朗年轻人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大学有中文系，每年都有很多新生选择学中文。从现实看，中文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不少学生认为学中文未来可以找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从更深层次看，他们是被中华文化吸引，学习汉语时，也会想接触中国的文化和艺术。

　　“自信回归”是个非常好的提法。其实，我们现在常说的美国文化，历史不是很长，只有几百年，甚至都无法称之为文化。东方有深厚的文明积淀，伊朗和中国作为因丝绸之路结缘的两大文明，如今应该有更好的文明交流示范。

　　美国为何对“一带一路”如此纠结？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受限，如何看待政治操作对文明交往交融的影响？

　　冀开运：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以来，西方的自利心态就凸显出来：你不能比我富裕，不能比我平等，全球化的好处只应属于我。因此，当中国成为国际秩序建设者、维护者时，这样的国际秩序他们宁可不要。

　　另外，欧美一些人对中华文化、东方文化始终有傲慢与偏见。他们固执地认为东方文化就是愚昧、落后、专制，在意识形态偏见下产生了文明上的傲慢，而这种傲慢又进一步加深偏见。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欧亚地缘政治上的频繁动作只有一个目的，即阻碍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如何解释？

　　邢广程：今年，美国在乌克兰危机背后下了很大功夫，客观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欧亚“五通”产生影响，因为已经打起仗来了。同时，他又在海上搞印太经济框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再做堵点。美国不断在陆上和海上给亚欧制造新堵点，这种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一带一路”没有排斥美国，也希望美国参加，但是“你不当头就不参加，你要参加必须当头，必须听你的话”，这种帝国思维已不适合21世纪的发展。

　　资料图：2022年12月12日，中欧班列(齐鲁号)第1900列顺利开行。图为开行的“齐鲁号”班列。山东高速 供图

　　中新社记者：如何让美国和西方理解超越意识形态的文明交流互鉴？

　　冀开运：全球化时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顾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有利于增进东西方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信仰上的沟通理解。“脱钩”绝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鼓噪“脱钩”言论，说明美国政客的狭隘和短见，事实上，也脱不了钩，不是中国人不想“脱钩”，美国的利益也要求无法“脱钩”。

　　邢广程：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为当今人类面临一大堆共同问题，包括气候、灾害、贫困等等，应对这些威胁只能团结协作、命运与共。上升到文明层面就要强调文明对话，强调文明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西方一定要消除“文明优越”的偏见，如果认定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天生高人一等，这就是对文明认识的扭曲。

《平原上的摩西》：成功的改编 全新的创作******

　　根据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在迷雾剧场首播时，确认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剧集单元。这个展映单元的设立以及选片原则，是为了呈现多种放映平台上的当代电影怎样展开“长故事”的叙述。就这一点而言，《平原上的摩西》脱离了观众司空见惯的悬疑连续剧的模式，它更适宜被当作一部7小时的长片。

　　双雪涛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明显地致敬福克纳，借鉴《我弥留之际》的叙事手法，以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的混响，拼贴出一段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东北往事。导演张大磊在改编和拍摄中，把故事的背景转移到同时期的呼和浩特，剥除了原作中“铁西区”“艳粉街”等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地域和时代符号。这并不折损小说文本提供的阐释空间，导演把小说当作一个特别的起点，由此展开了属于他的全新创作。

　　生活场景中的阴郁抒情

　　小说以多角色的回忆展开，时间轴是滑动的，不断地从“此刻”回溯到过往的某一刻。最先出场的是男主角庄树的父亲庄德增，他从1990年代初国企改革前夜的“下海”决定讲起，钩沉与庄树母亲傅东心在1980年前后的相亲、成家。剧集回避了这种张扬叙事技巧的跳跃时间线，按部就班地细说从头，开始于傅东心坐公交车去公园赴约，街景不断向她身后退去，不知哪里的喇叭，传出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即便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来历，以沉稳的节奏流过画面的细节，构成了直观的“沸腾生活”。视与听制造的第一印象，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这段话：历史是被建构的，建构的重点不是空虚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生活。

　　抱着对“悬疑”的期待打开这部剧集的观众，很可能是失望的，除了第二集和第六集的结尾，剧中没有明确的事件正面爆发，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在出场人物身上，很难找到清晰的意志，更没有剧情片常规的“行动”。十多年时光流逝，国营工厂改制，工人新村拆迁，连环杀人案爆发，便衣警察在平安夜横尸贫民窟……本该倾覆生活的剧变和惊人事件，被生活的无数微小尘埃覆盖了。导演把更多的耐心交付给家庭和邻里的生活场景实录：女婿陪丈人喝酒，女儿和父亲商量买什么雪糕，老师带着孩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当大案发生以后，警员们熬夜查卷宗、私服暗访等情节，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捆绑了，而观众更多看到他们在工作的同时，和普通人一样喝酒、泡澡、吃夜宵。摄影机成了显微镜，镜头前展开了微观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以及活动在这环境里的人们。

　　剧中屡次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体的剧作气质却多少有些切近契诃夫的意境。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那么多的欺瞒、背叛和暴力发生过，都是在看不见的“暗场”。创作者搁置了事件和行动，超越社会语境而深入日常生活的内涵，把重心转向刻画人的生存状态，更进一步，深入他们捉摸不定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隐藏于内心的波动。

　　小说中，傅东心像是承载了若干现象的容器，起初是委曲求全的知识分子，后来得到“先富起来”的红利，是自我放逐的文艺阔太。剧集最大胆的改编是一开始就用高光照亮了这个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即便海清的表演存在争议，剧作呈现的傅东心也是当下影视剧中的稀缺形象。她不是错生在特殊年代的林黛玉，也不是被糙汉丈夫庇护的女版堂吉诃德。她更多集中了契诃夫笔下一部分角色的特质，既是没有扣动扳机的特里普列夫(《海鸥》)，也是下沉得更彻底的柳苞芙(《樱桃园》)，她在无法摆脱的环境里因为抱有理想而格外痛苦。傅东心以“熬下去”的状态度过了她的大半生，自甘游荡于“正常生活”的边缘，她的大半生汇聚成一种阴郁的抒情，这也塑造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底色。

　　湖水、平原和枪声

　　从对“傅东心”的刻画到作品整体的气质，相比小说的冷冽干脆，剧集平添了怀疑和哀怨，这就注定了女主角李斐的结局是两条不同的“路”。

　　小说尾声，浑然不知李斐惨烈经历的庄树心存幻想，以为童年往事的回忆能把湖水变成平原。最后一句话陡然宕开现实，展开青春尽头的冷酷仙境：“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这则结尾，和《刺杀小说家》意趣相通，“信念”介入且暂时地战胜了现实。

　　而在剧中，李斐把枪口对准自己，虽然这个画面没有正面出现，但她的死是确定的，她的悲剧也是确定的。这个改写，并不是影像用形而下的结论对峙文本形而上的憧憬。一声沉闷的枪响，宛如同时砸在观众大脑和内心的重锤，提醒人们之前看到的“万家灯火”里潜伏着可怕的危机，甚至是能把人摧毁的。

　　一种彻底的悲剧精神流淌在整部剧集：蒋不凡是个正直的警察，但他在“准时破案”的压力下做出严重错判，最终赔付自己的性命；庄树渴望查清陈年血案，但真相把多灾多难的李斐推入更深的深渊；李斐是最无辜的，12岁的她为了在平安夜见到庄树而对父亲撒谎，这个谎言让他们坐上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蒋不凡的车，引发了蝴蝶效应般的惨剧。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甚至万劫不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没有谁应该承担全责——他们面对命运随心所欲的拨弄和玩笑，无可奈何。

　　导演以耐心的视听节奏铺陈具体的人间悲喜的点点滴滴，诚实地面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一旦创作者抒情地陈述具体的人的卑微和局限，以及因此而无法幸免的道德困境，真正的悲剧诞生了。这里没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没有摩西在平原上分开湖水，李斐和庄树的命运都脱离了他们的意愿。

　　卧倒在船上的李斐像死去的天鹅，庄树在染血的湖面上回忆他和李斐共度的童年夏日，比起小说轻灵浪漫的余韵，剧集结束于哀怜的凝视，也是这份“怨而不颂”的哀怜姿态，成就了影像表达中不多见的美学调性。(本报记者 柳青)

　　(来源：文汇报 2023年2月3日 第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