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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 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 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江苏省南京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的“汉文大藏经博物馆”中的金刚经雕版。视觉中国供图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 摄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高质量发展，中国智库交出“成长答卷”****** 【会场直击】 高质量发展，中国智库交出“成长答卷” ——从“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看年度智库建设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苏雁 王美莹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如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 在近日举行的“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上，各级各类智库代表盘点建设经验、交流研究成果，共探新型智库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担当新作为。 603份智库研究成果、141个智库建设案例，包括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机构在内的372家智库交出沉甸甸的年末成绩单；1个主论坛、8个平行分论坛、700余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的交流持续全天，精彩不断……12月17日，在由南京大学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的“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上，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升新型智库咨政服务能力”这一主题，众多智库专家展开探讨：新征程上，新型智库应如何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论坛现场。佘治骏摄/光明图片 服务发展：新型智库的“中国气派”和独特魅力 增补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新成员，是论坛的一个重要环节。 86家增补智库覆盖38个研究领域，专兼职研究人员共计3300余人，出版专著900余本，发表研究成果万余篇……“本年度增补工作在以往入围标准基础上细化了评审指标，限定收录建设时间不低于3年、发挥实际作用、产生较大影响力、具有较高能见度的新型智库。”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叶继元介绍。 “这10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各级智库主管部门的关心关怀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治理体系日臻完善，咨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线上参会的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中心入选CTTI的消息。 “我们将充分利用山东大学相关学科资源，在科研团队建设、人才发展和项目成果创新等方面继续努力，力争建成我国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和重要智库平台。”邢占军说。 在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李刚看来，服务发展、服务人民，是新型智库最鲜明的“中国气派”。他为此带领课题组展开调研，并将成果写成新著《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在论坛上与大家分享。 “我们以自主设计的智库学术体系为框架，对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范畴、发展格局、研究与评价等进行了多维度考察。”据介绍，课题组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东、天津、江西等省市的30余家智库开展实地调研，广泛收集上千项智库研究成果、建设案例以及900多家智库的结构化数据，力求全方位展现中国智库的独特风采。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以“调研俄罗斯21个城市归来看智库与国际传播”为主题，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总结出中国智库开展国际传播的新探索新模式：官方委托+大学指导+学者领衔+深度调访+精准传播+即时成效。 “我国智库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入准确了解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他说。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智库工作部部长江立云认为，智库的“中国气派”和独特魅力离不开扎根基层、服务实践的“真功夫、硬本领”。 “近年来，天津市在社科界持续推进‘千名学者服务基层’大调研活动，大批智库学者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丰富的生产实践中汲取群众智慧，强化了‘智力报国’的真功夫。”他介绍。 “智库提升咨政服务能力，必须处理好五对关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孙肖远表示：“一是坚持人民至上，处理好政绩‘显’和‘潜’的关系，把为政的显绩、潜绩与人民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二是坚持自信自立，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实现立足自身与借鉴外来相得益彰；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处理好‘守’和‘创’的关系，做到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辩证统一；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存’和‘增’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五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注重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统一。” 突出特色：高校智库形象整体凸显 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高校在智库建设方面同样优势突出，且体现出日益明晰的专业性、特色化。 “从数量看，高校智库在中国智库索引（CTTI）中占据半壁江山。从研究领域看，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国家重大战略、安全政策、教育发展……高校智库依托突出的学科资源、强大的人才优势，聚焦重大研究议题。”李刚结合论坛成果介绍。 在交流研讨中，多家高校智库负责人分享了自身经验与体悟。 “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近年来武汉大学举全校之力建设国家高端智库，以国家需求为圆心，大力培养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实现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协同发展。”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表示。 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副院长佘杰新介绍，学校以全国首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为依托成立该智库，锚定国家安全思想理论、国家安全法治、非传统安全治理三个特色研究方向。“我们注重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协同增效，积极助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并以其为地基立柱架梁，智库建设的学科基础越来越坚实。”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院长燕晓飞看来，智库特色的不断彰显，源自清醒认知和明确定位。“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的唯一一所普通高校，‘劳动+’‘工会+’是我们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学科，我们会聚焦服务领域，为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高校智库应主动回应国家‘强起来’的战略需求，切实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在战略性、前瞻性上发力，以拿得出的拳头产品和叫得响的智库品牌更好发挥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孙贺认为。 着眼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更多力量 在上午进行的主论坛、下午举行的8个平行分论坛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都是与会者讨论的重中之重，结合智库特性与职责，“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关键议题引发热烈讨论。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迫切需要各类智库拓宽视野、找准定位，深入思考、科学谋划，加强合作与交流，以更高的标准、更务实的态度推进自身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认为，要在领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厚植学术根基，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提升决策咨询等能力。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红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作为，要求智库更加注重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更加注重原创性引领性研究、更加注重交叉性融合性研究、更加注重储备性应急性研究，深刻认识新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据驱动给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了研究方法与范式革命，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带来新机遇。 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段昊认为，应顺应数字化发展大趋势，加快转变传统智库研究思维模式，推进新型智库研究范式转型与变革。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孙建军以“信息链驱动的智库研究与智慧决策支持”为主题，指出：激增的非结构化数据如何能被有效分析仍是我国智库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专家洞察到数据洞察，数据更好的稳健性让其日益变为智库研究的核心资源和重要支撑。 世所瞩目的“中国之治”有哪些成功密码？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佟德志看来，汇聚更多“中国之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把“金钥匙”——“新征程上，应形成产学研服相结合的智库发展模式，打造一批高端的智库成果，培养一支高质量智库队伍，推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智库品牌，组建一个协同创新的学科群，实现‘中国之智’‘中国之制’‘中国之治’的有机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撑。”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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