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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价格跌破50万元大关 消费者买车能更便宜吗？******
中新网1月16日电(中新财经 葛成) 受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近日，一向坚挺的碳酸锂价格跌破每吨50万元关口。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原材料，碳酸锂降价将对新能源汽车市场产生何种影响？谁又将从其价格下跌中获益？
资料图：碳酸锂。 盐湖集团供图碳酸锂“身价”近期跌幅超两成
据上海有色网报价显示，16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报每吨47.65万元，价格较2022年11月上旬的最高点跌幅超过两成。
回顾价格走势，碳酸锂曾在两年左右的时间身价上涨超十倍。
2021年初，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仅为每吨5万元左右，2022年底则涨至每吨近60万元。进入2023年，价格回调，跌破每吨50万元关口。
作为锂电的消耗大户，新能源汽车持续影响着碳酸锂的供需关系，在其价格变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545.9GWh，同比增长148.5%；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294.6GWh，同比增长90.7%。
在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看来，碳酸锂价格变动与供需关系密切相关。此前，上游材料开发赶不上下游产业发展的速度，因此涨势明显。近期，随着国际市场产能快速提升，碳酸锂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碳酸锂供需格局或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碳酸锂价格下调还未结束，2023年碳酸锂价格将回归到更合理区间。
“目前，碳酸锂价格已经在期货端降到(每吨)40万元以下。”据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预计，碳酸锂价格未来将回归到每吨20万元左右的价格，甚至更低。
国泰君安近期发布新能源汽车行业研报指出，2023年，锂电产业链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进一步加剧竞争。“锂电产业链各个环节均有不同程度产能释放，如果新增产能大幅超过行业需求，则可能带来产业链产能过剩，从而影响竞争格局和盈利水平。”
资料图：汽车运输。王以照 摄买新能源汽车会否更便宜？专家：降价是长期趋势
碳酸锂价格下跌，买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更便宜？
崔东树认为，考虑到原材料价格下降、制造规模化以及产业创新等因素，新能源汽车价格下降是长期趋势。
据他分析，新能源汽车价格下跌或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新能源补贴退出有利于企业聚焦市场，有利于降低市场增长的预期；另一方面，上游矿产投资带来的供给充足，碳酸锂价格回归中低位有利于整车价格的合理回归。
中新财经注意到，近期，有车企选择以降低终端价格的方式抢占市场。
2023年伊始，特斯拉车型降价的消息就引发广泛关注。其中，Model 3起售价降至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降至25.99万元，两款国产车型已降至历史最低价。
当地时间12日，特斯拉美国官网也下调了所有车型的价格。其中，Model 3基础版降价3000美元至43990美元，降幅为6%；Model S基础版降价1万美元至94990美元，降幅为10%；Model X基础版降价1.1万美元，降幅为9%。降幅最大的是基础版Model Y，降价1.3万美元至52990美元，降幅为20%。
国泰君安在研报中提到，特斯拉降价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在需求端有望得到有效释放。其中，中国和美国市场将贡献主要增量，预计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140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将达880万辆以上销量水平。
山西晋中的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资料图) 张云 摄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2023年，碳酸锂价格若能回归到合理区间，谁将从中受益？
首先，在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消费者有望享受到更多优惠。
其次，碳酸锂降价将为产业中下游带来巨大的成长空间，产业链有望充分受益。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碳酸锂价格回归，储能、整车厂、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有望加速发展，产业格局将更加健康。
崔东树表示，未来几个月的电池成本必然明显下降，这对改善整车企业盈利带来很大的利好。“前期大量的电池投资，加之上游预期的调低，有利于降低资源价格。”
最后，中国新能源汽车也有望进一步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
崔东树认为，欧美、日韩等企业的品牌优势虽然明显，但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低成本竞争力已经凸显，低成本的价格竞争必然是改变世界汽车格局的核心竞争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脱离原来的国际零部件供应商体系，中国力量在汽车零部件体系将日益强大。”(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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